近代以来，湖湘人才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著称于世。先后涌现六大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人才群体：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湘军集团）；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林圭、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戊戌）维新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蒋翊武、焦达峰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派；以谭延闿、杨度、刘人熙、龙璋、符定一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及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刘少奇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各个人才群体内的成员，在政治上、学术上观点比较接近，相互间交往密切。这一茬又一茬的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湖南近代人才辈出，陶澍称得上是肇始第一人，贺长龄曾是他的下属，魏源在他幕中达14年之久。张佩纶赞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意即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群的源头。

　　曾国藩兴办湘军，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近代两江总督共30位，湖南人就占去了9位，他们是陶澍、李星沅、曾国藩、刘坤一、彭玉麟、左宗棠、曾国荃、魏光焘、李兴锐。

　　清末维新运动，湖南是最开风气的省份。大批热血青年聚集省城长沙，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开学会、兴学堂、办报纸、辟轮运、建工厂，搞得轰轰烈烈。维新志士中救国最坚定、最富牺牲精神的是长沙人，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林圭等都为救国图强而壮烈牺牲。

　　辛亥革命又是湖南人打头阵。同盟会的创会元老79人，湖南占其25％，达20人，其中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是主将。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头两年，有会员979人，湖南158人，占16％，是入会人数最多的省份。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和后来的反袁护国斗争中，许多长沙志士为国捐躯，如蒋翊武、刘道一、陈天华、禹之谟、焦达峰、陈作新、黄兴、蔡锷等，他们都长眠在长沙岳麓山的苍松翠柏之中。孙中山在评论湘籍志士时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

　　清末君主立宪派是近代湖南的又一人才群体。长沙是20世纪初全国最早发起立宪请愿运动的地方，是全国立宪派的重要基地，这与当时长沙聚集着大批向往开明宪政的知识分子不无关系。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物，如谭延闿、杨度、刘人熙、龙璋、符定一等，确实是一群“旷代逸才”。他们不仅推进了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民主化进程，而且对发展长沙教育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湖南人才之盛、长沙人才之盛，只是近一百多年来才有的现象。纵观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湖南并非出人才的地方。《中国历代名人词典》收1840年前历代名人3005人，湖南人仅有23位，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这从湘军崛起以后的情态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以《辞海》为据，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湖南籍人士44人，居全国之首；次为广东，38人；再次浙江，22人。现代中国政治人物，湖南63人；第二位为广东44人；第三位为四川，40人。为什么湖南、长沙从19世纪中叶开始涌现大批名人？

　　首先，心忧天下、经邦济世的远大抱负是造就长沙近代人才辈出的主要动因。近代长沙名人，大多继承嘉道湘籍经世派之传统，崇尚南宋理学中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解危救难的强烈经世愿望紧密结合在一起，反对为学“不充实用的”“腐儒”学风，而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在知与行的关系上，重行的作用，强调致知力行，知行互发。明末清初，王夫之又把经世思想推上了—个新的高度。

　　到近代，湖湘经世学派发展到了巅峰。魏源首开近世风气，在学术上复兴今文经学，打破旧汉学板块而为新学；在政治上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湖湘学风为之一变，新风骤起。正如王闿运评曰，湖南“嘉道以后，人彦辈出，始洗蛮风”。

　　在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之下，三湘大地人才层出不穷。尽管不同人才群体的政治主张可能迥异，而注重经世致用则是他们的共同之点。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长沙学子热衷于投身社会政治活动，有不少人成为社会之干才，国家之栋梁，并因此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近代湖湘人士的经世愿望为何如此强烈，与湖南人的性格有关。关于湖南人的性格，《史记》称其“骠悍”，《隋书》谓之“劲悍决烈”，陈宝箴曰“好胜尚气”，长沙人章士钊亦云“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到近代，湖南人的这种性格特征尤为突出。湘军以书生领军，却敢于“拔硬寨” “打死仗”；维新时期，谭嗣同高呼“流血请自嗣同始”，唐才常豪言“敢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辛亥革命时期，陈天华蹈海以誓后人，黄兴断指犹战，宋教仁献身宪政，禹之谟绝笔遗书曰“躯壳死耳，我志长存”，蔡锷倡言“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这一切都表明湖南人确实具有一种卓厉敢死、刚劲笃实的特殊性格。历史证明，大凡湖南人只要认准了一个目标，有了一种思想主张，就不会轻易改变，这不能不说是长沙名人辈出的一个特殊的原因。

　　第二，湘城教育之盛是造成湘城桃李遍天下的重要基础。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楚境一隅，经营天下”的局面，而长沙作为湖南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则成为湖南各地人才成长的基础和施展才能的舞台。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到清中期后，在罗典、欧阳厚均等著名山长的主持下，注入了“经世致用”的新鲜血液，成为近代几个人才群体的大本营。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唐才常、沈荩、刘揆一、陈天华、杨昌济、程潜等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长沙教育再掀高潮，与一大批维新志士在长沙掀起一阵又一阵“教育救国”浪潮有很大关系。1897年维新运动高潮之时，梁启超从上海来到长沙，与熊希龄、谭嗣同等创办时务学堂，将长沙的教育救国思潮再次推向高潮。林圭、秦力山、蔡锷、范源濂、范旭东、曹典球等都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梁启超强调“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知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于学校”。

△时务学堂故址

　　从长沙城南书院走出去的张百熙成为清末新政时期的管学大臣和京师大学堂的创始人。1903年，张百熙《奏定学堂章程》，拟成各级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仕学馆、译学馆等各类学堂章程以及《家庭教育法》《任用教员章程》《实业学堂通则》《各学堂管理通则》《学务纲要》等文件，此乃对我国近代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癸卯学制”。

　　在这一声浪的推动下，长沙创办学校教育形成了热潮；也正是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激励下，许多人选择了以教育为自己的终生职业。名校不断涌现，明德、周南、长郡、广益、雅礼、省立一中、第一师范、湖南大学等扬名全国。无论是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还是科学技术领域，相当一部分都出自这些名校。如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向警予、刘少奇、李维汉、李立三、李富春、萧劲光、夏明翰、郭亮、任弼时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直接从第一师范、省立一中、长郡中学、育才中学等长沙著名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

　　第三，20世纪初的留学潮为长沙造就了大批人才。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在此十余年时间里，掀起了一个留日运动高潮。在这一高潮中，湖南是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而长沙则是留日运动的中心。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初，湖南抚院首次官费派遣学生12人赴日留学，其中长沙学子占去10人。1903年后实行官费、私费并举，留日学生人数再度增加。到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达373人，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1％强。至1910年（宣统二年），湖南官费留学生达211人。近代名人有不少留日学生，如黄兴、陈天华、禹之谟、林圭、秦力山、周震鳞、焦达峰、蔡锷、仇鳌、章士钊、胡元倓、朱剑凡、何炳麟、孔昭绶、易培基、杨昌济、范旭东、徐特立、欧阳予倩、田汉、杨树达等等。

　　1919—1920年前后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又是湖南居全国之冠。1919年3月17日，首批大规模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从上海启程。这批学生总数为89人，湖南学生占了43人，接近一半。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截至1920年底，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共有346人，占全国赴法学生1576人的22％，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仅长郡中学，就有28人赴法勤工俭学。新民学会会员中有蔡和森、萧子升、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李富春、萧三、蔡畅等10多人先后赴法。

　　长沙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周鲠生、金岳霖、杨东莼、刘佛年等都曾留学欧美或日本。科技界名人中的留学生更为普遍，早期湘籍两院院士57人中有30位留学生，占53％。

　　第四，家族、血缘关系乃至桑梓之情既为人才的脱颖而出营造了氛围，又为人才群体的形成编织了纽带。近代长沙各个人才群体内部的密切关系常以家族、血缘为其纽带，出现众多名人家族世家。兄弟、父子、叔侄、岳婿、夫妻等都是名人的情况比比皆是。如江忠源、江忠濬、江忠济、江忠淑，贺长龄、贺熙龄，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郭崑焘，刘揆一、刘道一，范源濂、范旭东，唐生智、唐生明，鲁涤平、鲁荡平兄弟；何凌汉、何绍基，曾国藩、曾纪泽，谭继洵、谭嗣同，谭钟麟、谭延闿，周凤九、周光召父子；刘坤一、刘长佑叔侄；欧阳中鹄、欧阳予倩，沈荩、沈其震祖孙；蔡和森、蔡畅兄妹等等，不一而足。还出现不少的名人家庭，如湘潭黎氏八兄弟个个才华出众，尤以黎锦熙、黎锦晖名气更大；浏阳黎氏三兄弟黎鳌、黎介寿、黎磊石均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郡中学著名的“三李”李薰、李苾、李芬，后来分别成为我国著名的金属物理学、电子学和铁道桥梁专家。

　　名门望族之间的联姻也十分普遍，如胡林翼为陶澍的女婿，左宗棠与陶澍、柳午亭与李肖聃系儿女亲家，曹典球、丁鹏翥，曾国藩、聂缉椝，黄自然、郑敦允，沈荩、周凤九两家也有联姻关系；杨昌济是毛泽东的岳父，熊瑾玎为廖沫沙的岳父，何键系李觉、汤飞凡的岳父等等，不胜枚举。除亲属关系外，还有师生关系、部属关系，他们之间相互勉励，相互提携，也促进了人才群体的形成。

　　群体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是指在形成一个人的思想态度和信仰时给他以影响的人群。以家族、血缘关系结成的群体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群体之一。在这个群体中，名人的形象、目标和规范往往会成为其亲属、后人行动的指南，成为他们努力达到的标准。中国是一个重家训和家教的国度，在名人家族中易形成奋发成才的良好氛围。

　　这其中很自然地包含着光耀遗泽的思绪。推而广之，是一种文化乡恋、桑梓之情。“惟楚有材”这一令楚人自傲的豪言壮语，本身体现着一种浓厚炽烈的文化乡恋情结，并激励着湖湘学人奋发济世的雄才大略。湖湘学人的这种桑梓之情，较其他地区更为浓烈。这不仅表现为他们对湖湘文化的自信，而且把继承先祖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素有“义主褒美乡贤”的传统，对乡邦文化有一种弥足珍贵的情感。湖湘学人对乡邦文化的自护与酷爱，正是湖湘文化绵延不断的奥秘所在，也是三湘大地具有凝聚人才、形成人才群体的根由之一。(文/陈先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