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人：曹德华

职务：沅江市公安局执法监督大队原大队长

主要案情：2011年至2019年，曹德华在任沅江市公安局庆云山派出所教导员、所长，执法监督大队大队长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折合人民币14.7万元。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向组织提供与事实不符的说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收取辖区内企业赞助费20万元，在账外运行，用于单位日常开支。受聂纯昌（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4项罪名，2020年9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之托，打探相关案情，收受现金10万元，涉嫌受贿罪。在办理聂某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案中，对该案应作出立案而决定不予立案，导致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聂某逃避法律制裁；在办理黄某某等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事件中，将普通的事件当成刑事案件办理，且在办案过程中同意出具与事实不符的说明，达到黄某某等人被司法追究的目的，涉嫌徇私枉法罪。2019年11月，曹德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曹德华忏悔录1：

我在法律执行和自身遵纪守法方面出现了问题，尤其是任执法大队大队长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执法单位办理的案件最终需要执法大队审核决定，主动权掌握在执法大队手中，容易产生特权思想。管理服务过程中，（我）有了特权思想，服务意识发生蜕变，逐步变得趋势附利，利益驱动工作，所以在服务后收受红包、礼品变得习以为常，认为是种等价交换、互惠互利。

警示：

特权思想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相悖，是滋生不正之风乃至腐败问题的“温床”。从曹德华案来看，他走上违纪违法之路，正是从“有了特权思想”开始的。随着执法权力越来越大，曹德华的特权思想不断膨胀，对相关单位和请托人赠送的红包礼金、高档香烟来者不拒，认为这是对自己工作付出的感谢；违规接受企业赞助，私设小金库；经常与管理和服务对象吃吃喝喝，享受“强势部门”、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当收受他人财物变得习以为常甚至心安理得时，违纪违规问题就会相伴而生。曹德华在案件处理、强制措施采取与变更、案件提捕起诉等方面，接受当事人请托毫不忌讳，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谋利的工具，一步步走向了犯罪的深渊。

曹德华忏悔2：

该案中，暴露出我很多严重的问题和不足。一是体现出我在该案中没有坚持原则，受说情因素的影响做出了违法之事，凭感情不讲原则办事，是徇私行为。二是反映出我法纪观念淡薄，我这样做放纵了犯罪，自己在违法。三是政治意识不强，聂纯昌在社会上是有前科劣迹的人员，名声不好，经常滋事，对于这样的人发信息说情，要坚决说不，他发信息就是在操纵、干预公安机关案件办理，出现这种情况就应高度重视，而不能迎合其心理使其得逞。

警示：

在办理聂某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案时，曹德华接受他人请托，为当事人开脱罪责，在证据指向均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情况下，对该案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而在办理黄某某等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事件时，曹德华接受他人请托，将普通事件当成刑事案件来办理，同意出具与事实不符的说明，以达到黄某某等人被司法追究的目的。一边是本有罪而使之无罪，另一边是本无罪而使之有罪，法律的天平要往哪边倾斜，在曹德华这里，成了他的个人意志。作为一名执法者，曹德华虽然长期与“法”打交道，但其内心缺乏对“法”应有的敬畏。在接受他人请托后，曹德华屡屡教人破“法”，打“擦边球”，钻法律的空子，肆意践踏法律尊严，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属于典型的知法犯法、执法枉法。

曹德华忏悔3：

当聂纯昌提出请托事项并送现金给我时，心里想着10万元确实有诱惑，而对方提出的请托事项我不可能帮他去做，知道那是犯罪，但我的立场不坚定，态度不坚决，只是将钱退给他，想表明自己的态度，反而被对方看出我的弱点，仍对我抱有希望，不讲请托之事，只承诺不对外透露（送钱的事），让我收下此款，击溃我的心理防线。我没有想到自己收了钱后，就将自己的把柄落入了他的手中，他随时可以提出要我帮他做事，只会逐步成为他的走狗，步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让我身陷囹圄。

警示：

2019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攻坚克难阶段，各地扫黑除恶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作为沅江市公安局扫黑除恶成员单位负责人，曹德华明知聂纯昌是沅江市重点打击的黑恶势力对象，也知道上级正在对聂纯昌的问题展开专案调查，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他竟然还去同聂纯昌见面并收受其现金10万元，这是典型的政治敏锐性不强的表现。在“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保证任何时候都不会讲出去”的承诺下，曹德华最终没能抵挡住10万元的诱惑，收下了这笔令自己悔恨终生的“一些小意思”。在收下这笔钱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前程“贱卖”给了聂纯昌，成为其提线木偶，接受其耳提面命。聂纯昌案发后，曹德华不是主动向组织讲清问题，争取宽大处理，而是对组织“耍心眼”，交给组织一张“假收条”，想自证“清白”，结果却反而成为其收受贿赂、对抗组织审查的罪证。现如今，曹德华只能深陷囹圄，吞下自己任性用权种下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