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一点办法，这个APP的推广，上级安排了指标，我们每个干部都是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不等的推广量，一般干部都完不成，我们这种外地干部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在这里就没什么亲戚朋友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为了不挨批评大家只好自费到淘宝网去买指标，人均花了七八百，有些因为买的指标不合格还要重新买，花了一千多的也有。”在益阳市纪委监委开展的乡村振兴蹲点督导中，不少镇村干部向市纪委蹲点干部反映了APP推广指标摊派给他们带来的工作压力。

“还有一个APP，本来工作量就很大，加上这个APP经常有系统故障，白天根本无法登录，镇村干部只能专门等凌晨1点以后登录系统进行操作。”某些政务APP系统的设计硬伤还让镇村干部加了很多无谓的“通宵班”。

鲁迅先生说过，“陋易医，谬则难治也”。下指标、定任务，本来不失为一个激励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干好工作、力争上游的好方法，但所有任务目标的定量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科学制定。但从基层反映的情况来看，过去一些地方出现过梅毒指标、罚款指标、人流指标等荒诞不经的“奇葩指标”，现在则流行搞“户籍摊派”，一有任务均按照当地“户籍人口数”按比例折算指标，根本不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差异，比较典型的就是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和各类政务APP推广等，基层干部群众无法完成任务，又不想挨批评，只好各显神通“另辟蹊径”。

上级无理的“下指标”“搞摊派”已经成为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老大难问题，严重消耗基层干部群众工作和生产生活的精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干部群众对于上级权威的“信任”。同时，无理“指标”和强制“摊派”也折射出一种懒政思维，上级决策随意、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没有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就直接“定任务、压责任、搞排名”，动辄约谈通报，基层“苦不堪言”。

《宋史・宗泽传》记载，宗泽调任莱州掖县知县，上任伊始，就碰到转运使传旨到县里要“牛黄”。原来，朝廷为供宫廷药用，对“牛黄”上供搞“摊派”，掖县分摊到数百两，是“摊派”重灾区。但牛黄在当时只能由病牛的胆汁凝结而成的，属于偶然天成，并非常有。在官府强压下，当地百姓虽已宰杀了不少耕牛，但仍取不到牛黄。当地官僚虽知实情，但迫于压力，仍欲不顾百姓损失惨重，继续强压宰杀耕牛。宗泽挺身而出：“方时疫病，牛饮其毒，病结为黄。当此太平，和气横流，牛无伤者，黄何自得？”独具己名上书朝廷，力陈“摊派”牛黄之非。最后朝廷采信，免去了摊派给掖县的任务。

现在，有几个基层领导干部敢像宗泽那样顶一顶那些野蛮、无理的“指标”和“摊派”？无理“下指标”和“搞摊派”，之所以成为有些上级部门“工作”的法宝，就是因为能“简单粗暴”，不需要耗费心血调查研究“精心设计”，不需要考虑基层执行层面的实际情况，只需简简单单的定任务、分责任、追责问责“三板斧”就可“政绩”颇丰，前程无忧，试问谁不想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来。为基层松绑减负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从当前情况来看，关闭一个政务APP、叫停一个“僵尸公众号”、解散一个微信工作群容易，但是彻底铲除滋生形式主义的土壤却并不简单。上级机关要真正理解“为基层减负”的用意，在厘清限度和边界上下功夫，在科学制定政策上用实劲，要防止“一手减负，一手加压”，避免让基层干部刚刚“减负”，又被迫投入到另一个形式主义工作中去。只有做到真减负、少折腾，才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精力干事创业，才能让广大干部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