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琳，字伯琴（白琴），清道光二十年（1840）生于沅江县琼湖镇。咸丰十一年（1861），21岁的张琳因文章和品行兼优，成为每12年才选拔一次的“拔贡生”，之后进入仕途，开始担任小京官和一些地方官职。
咸丰、同治年间，清朝政府内忧外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湘军崛起，张琳加入其列。同治八年（1869），张琳随湘军西征军南路总指挥周受山进驻甘肃秦州（今属天水市），任行辕总营务兼支应，初露才干。光绪二年（1876），应著名湘军将领、云贵总督刘长佑之聘，成为其幕僚，协助其除暴安边达六年之久。
光绪八年（1882），张琳因立下军功而分发到浙江升用，从此在两浙之地为官二十余年，先后担任过温州、杭州、湖州、台州等地“太守”（即知府）。宣统元年（1909），年近七十岁的张琳自浙江辞官回到沅江故里，至民国六年（1917）去世。
张琳一生好藏书、善诗文、勤著述，为晚清卓著声名的一代名士。
张琳师友文集
勤政为民 借家教之力止恶俗
张琳为官清正廉洁、务实勤政，一心想的是如何为国、为民办实事。光绪十五年（1889）夏，张琳出任温州知府。之前，温州官府不力、民风不正，旧案积压久久不作处理，且武斗不止，民间遇有争讼，便大规模进行械斗来解决。张琳到任后，立即针对当时的温州种种恶俗进行整治，首先他经上报后设立“清讼局”，清理历年来的积案，使正气得以伸张、邪恶势力得以惩戒；其次，他指挥整理温州乡邦文献，宣扬善道、表彰好人好事，以气正、风清的传统影响时人；另外，他还制订若干法令、禁条，并广为刊布，规范世风。最令人感动的是，他还处处引导温州人民重家教，从家庭、家族的层面，倡导新风，摒弃旧俗、恶俗。光绪十五年冬（1889年12月27日）的《申报》第2版上，载有《谕禁械斗》一文，即为张琳出任温州知府后所刊布的禁令。《谕禁械斗》中写道：“所愿尔等父戒其子，兄勉其弟，一洗从前之旧恶……”等语，正可说明张琳在施政过程中，重家教的重要主张。
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张琳请假还乡，赴长沙谒见湖南巡抚陈宝箴，面述洞庭湖区治理等意见。张琳主张：应办理官荒招垦，划清地界，杜绝争占纠纷；分垦亩数，限制豪强垄断，照顾当地农户、贫民；因淤失业的渔草湖民，酌情予以安置就业等。张琳的建议便民利民，为陈宝箴所采纳，遂派人至沅江等地从速办理，湖区民众交口称赞。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下半年，时嘉兴府境内盗匪、赌棍猖獗，浙江巡抚聂缉椝电邀张琳再次赴浙。张琳整顿防营，严惩贪官，缉捕赌棍，同时开设招安习艺所，凡无业游民一律入所学习技艺。宽严并用，威德兼施；于是防营无通匪官兵，地方无通匪游民，仅数月肃清匪乱、理顺时风，民众一时拍手称快。
耕读为本 以传统课子并自律
张琳作为受传统文化浸润成长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着古代士人“耕读为本”的传统思想，他不仅以此教育后代，并长期在自身的生活中，严加要求自己恪守，形成独特的志趣。
在张琳的好友廖树蘅《珠泉草庐师友录》中，保存着一组《张太守书札》，系张琳致廖树蘅的数封信函，其中有一封记录着张琳再次回到浙江后，他的“三小儿孝临”来浙江看望他，“留待逾月”后，张琳并不设法将儿子留在身边，而是“仍令返舍读书，兼治圃业”，教育儿子仍然回到家乡半耕半读，去践行“耕读传家”的古训。
张琳印章
张琳对于自身的要求亦复如此，即使远在浙江做官，依然不忘“耕读为本”之心。《沅江县志》记载：张琳“归田后，于琼湖西瑶圃间开辟果园，以诗文自娱，自号‘果园老人’”。
张琳教育后代，决不要“淹滞风尘”，对待长者要“修子侄之仪”。他还说，“孟子言：‘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比来新旧社会，云起飙发”，更应“稍浣征尘”“克世其家”，否则，“如此风波，正不知从何处捩舵，从何处登岸？”
借题发挥 为家谱作序阐国运
民国元年（1912），沅江望族皮氏四修族谱，皮氏家族延请县中名士张琳作序。张琳《皮氏四修族谱•叙》撰成后，皮氏子弟争相阅读，不料，大家读后一片哗然：原来，张琳在《叙》中“借题发挥，抵排时事，不遗余力”。皮氏子弟多有质疑，有人指出：张太守“大发牢骚，如饮狂药，其意何居？”有人认为：太守“先生文章名世，果有所感、据事直书可也，何必借吾族修谱之名？”所以，有不少人不愿将张琳所撰之《叙》收入自家族谱之中，“争欲削而去之”。最后，幸亏皮氏家族中皮作康等人力排众议，将张琳的《叙》保留下来。
张琳撰写这篇序时，民国初兴，世人多以为“清祚告终”，可一洗数百年来的积习，立我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域”，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在“尧舜中天之治”之上。然而，此时的张琳借撰序文，针砭时弊，阐发了“家”与“国”、“修谱”与“世变”的关系。二十九年后，皮氏家族再修族谱，原坚持四修族谱时保留张琳这篇序言的皮作康，结合这么些年的家国际遇——这段岁月，正是中国饱经战乱、人民不堪回首的岁月，深切感受到张琳序言所言之中的！
藏书著述 尽夕阳之晖开学风
张琳平生酷爱收藏经世典籍，每到一地，必先求购史志、政书。光绪十八年（1892），在杭州任所内辟书房名“砖研斋”，藏有《左传》《通鉴》《九通》《皇朝经世文编》《湖北丛书》及宋、元、明史和子集要籍等近万卷。
记载有张琳史料的地方文献
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琳在沅江县城休假时，向湖南巡抚陈宝箴申请拨钱3000缗，并存局俸银1600两，在沅江庆云山修建“北渚阁”书藏。藏书有经史子集四部巨著及古今专家学者著述共27000余卷，新译外文政数、天算、與地、图表等90余种。不但要求子弟一一精读，还委托景星寺高僧海印禅师经管，向沅江学子们开放，遂开沅江一代“新学”之风。宣统元年（1909）张琳辞官归田后，还在马公铺青年坝贾家汊建聚书楼一栋，名“琼澜阁”，藏书万余册。民国六年（1917）张琳去世后，其后代还恪守藏书多年，以名士之风影响故里。惜后因战乱逐年散失，至1958年“琼澜阁”才拆毁，尚存的多卷书籍移交当时的县图书馆。
一代名士张琳，离世已逾百年，其“耕读为本”、重家爱国的思想，以及他施政过程中重家教、止恶行的实践，在今天依然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