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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家风故事】(42)满门皆浴血 以笔传家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叶紫的家风故事

来源:赫山区纪委监委 作者: 发布时间:2019-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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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叶紫

叶紫(1910-1939),原名余昭明,又名余鹤林,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镇新茶坊村人。我国著名左翼青年作家和近代著名小说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始人之一。叶紫是他发表成名处女作《丰收》时用的笔名。《丰收》出版时,鲁迅为之作序,被当时文艺界推崇为“仅见的杰作”。后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山村一夜》和中篇小说《星》。此外还发表了大量散文、诗歌、随想、杂记、评论类文章。

耳濡墨染  点燃红色基因

叶紫生于原益阳县月塘湖乡(今龙光桥镇)一个农民家庭。祖父余宗祥在乡下教过书、驾过船、种过田,他总结以往的生活经验,开始培养自己的儿子们读书,并鼓励兄弟几个离开土地,到外面去发展。

叶紫父亲余达才在华容县的水乡教过私塾,也到外面做过生意,甚至还远赴湘西当过一阵子县长。叶紫母亲刘氏,出身于华容县的一个私塾家庭,有着良好的教养。余达才一方面秉承父意,另一方面受妻子刘氏家族的影响,继续鼓励子女们读书,让他们接受新式教育。正是在父母的大力支持和激励之下,叶紫三姊妹均都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

叶紫六岁时,在附近的兰溪镇念小学。余家垸离兰溪镇虽然只有三四里路,但余达华爱子心切,为了便于叶紫上学,竟举家迁居兰溪镇。兰溪高等小学由当地的进步人士孙慕韩任校长,进步青年袁铸仁、卜息园等在此任教。叶紫受到了袁铸仁新思想、新品格、新知识的影响。

1926年,北伐军进军湖南,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叶紫最小的叔叔余璜,很快就在长沙参加了革命,并回乡发动农民运动,成了益阳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的领袖人物。在叔叔的影响和引导下,叶紫一家全都投入到了革命斗争中。父亲余达才任益阳县农民协会秘书长;二叔余寅宾任月塘湖乡农民协会会长、天成垸清丈委员;大姐余玉春任兰溪妇女界联合会书记;二姐余也民任兰溪妇女界联合会会长,余也民的未婚夫孙见臣任兰溪共青团区委书记、少年先锋队队长。

图为当时的青年农民积极参加农民武装斗争

叶紫虽早在1925年秋考上了长沙华中美术学校,但在大时代的感召和全家革命家风的影响下,他接受叔叔余璜的意见,停学回益阳,投入到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中。他没日没夜地做宣传鼓动工作,写标语、编歌谣、喊口号、演节目,成为了当时农民运动中的出色宣传员。1926年底,在余璜的支持下,叶紫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武汉三分校学习。

秉承遗志  选择文学战斗

1927年,大难落到余家人的头上,也改变了叶紫的命运。5月,许克祥在长沙策动“马日事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叶紫父亲余达才和二姐余也民为了掩护群众,不幸同时被捕,被杀害于益阳大码头。母亲刘氏因被迫“陪斩”而精神失常;大姐余裕春女扮男装,东躲西藏,后来多亏其夫家和乡亲们保护,才幸免于难;二叔余寅宾带领全家老幼十余口黑夜驾渔船出逃,改名换姓,匿居他乡;四叔余璜率农民自卫军数次打退团防武装的进攻,后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只好与妻子郭雄领残部撤退到洪湖一带继续战斗,却也在1932年的一次突围中双双牺牲。

当得知父亲、姐姐被杀,母亲因陪斩吓得精神失常的消息后,叶紫日夜兼程赶回益阳,遭到团防队员盯梢。在未婚妻汤咏兰和岳父一个朋友帮助下,叶紫得以逃过一劫。1927年10月,在母亲的劝说下,叶紫离开益阳,寻找继承家人革命意志的方式。

1930年初,叶紫流浪到了上海,总结几年流浪教训,决定留下来干一番事业。于是,叶紫便埋头读起书来。期间不仅丰富了自己的文学知识,还接触到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当年4月,经共产党员卜息园介绍,叶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抒发内心所郁积的愤恨,叶紫一边读,一边写东西,用笔“去刻划这不平的人世,刻划着我自家的遍体的伤痕”。在1933年6月1日出版的《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上,第一次用叶紫笔名发表短篇小说《丰收》,引起文坛注目。鲁迅亲自为《丰收》作序,指出叶紫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批驳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并对压迫者作出了响亮的回答:“文学是战斗的”。此后由谭林通、胡楣介绍,叶紫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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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叶紫作品《丰收》

叶紫说:“因为自己全家浴血着一九二七年底大革命的缘故,在我的作品里,是无论如何都脱不了那个时候影响和教训的。我用那时候以及沿着那时候演进下来的一些题材,写下了许多悲愤的,回忆式的小说、散文。”在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其家人的背影,父亲、姐姐的形象以小说人物的形式展现在文字里,一部部描写农民抗争的小说在叶紫笔下愤而迸出。他将父亲等人未竟的事业以另一种形式传承下来,并以自己的方式来继续战斗。

生存困窘  不忘革命事业

长期穷愁潦倒的生活毁坏了叶紫的健康。 1937年叶紫携家小回到益阳兰溪养病,住在一个狭小的茅屋里。当时的他贫病交加,十分困难。叶紫夫人汤咏兰在讲述当时养病的情况时,背诵了叶紫写的一首诗:“早晨摸米看空桶,中午寻柴想劫灰;讨厌偏逢天大雨,不能山后探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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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叶紫故居内景

但如此困境中,叶紫吹笛子,拉胡琴,唱京戏,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他把这种环境和心境写成这样一幅门联,贴在大门两边:“住虽只三尺地,且喜安心,小堂屋中,任我横行直闯;睡足了五更天,若嫌无事,大堤坡上,看他高去低来。”

他像奉命撤退到后方养伤的战士,于病塌中依然坚持着战斗。常常抱病到附近作社会调查,和农民、商店店员、学校师生谈心和开会。据当地乡亲们说,叶紫回乡后参加了益阳县党组织的活动,他在村里还发展了三名地下党员;还自己钻研中医,学会了配中药治病,帮当地群众治好了不少小孩子的病,不收分文钱。

在日记里,叶紫写到:“我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所负的伟大的时代使命,文化人应尽的一切责任……我贪婪地看着报章杂志的每一个字甚至连广告,毫不放松……假如这是我致死的原因,那我真是死而无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叶紫因肺病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但他所迸发出的斗志却仍如那充满活力的健康青年。在叶紫的影响下,儿子余雪驹子承父业,除整理了几十万字叶紫的遗著外,自己还写长篇小说;叶紫堂弟余昭望也在革命后,加入文坛,选择用笔继续战斗。

1939年10月5日,叶紫病逝于他所租居的茅屋中。短暂的29年生命里,叶紫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着家人未竟的革命事业,将余家这种舍身忘死的革命家风用自己手中的笔一笔笔写下,流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