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昆弟（1894年—1932年），益阳县板溪乡龙西村（今桃江县鸬鹚渡镇龙塘湾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工人运动活动家。

1970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石家庄车轮厂参观时，悲痛地说：“我和张昆弟是从法国一起回国的，他搞工人运动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但牺牲得很可惜，现在我还在收集他的史料呢!”

毛泽东研究专家、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写道：“毛泽东在学校的挚友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人，无一不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最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传承家风

张家以耕读立家，诗礼传家。张昆弟祖父是“太学生”，在当地做“经馆先生”，其三子张翰屏中学毕业后也在家乡教私塾。张家的《家教四字经》有16个“当”字：“国家当忠、民约当遵、祖宗当念、长幼当分、邻里当睦、父子当亲、争讼当止、是非当明、职业当正、四体当勤、取财当义、持家当俭、守望当助、疾病当问、迷信当反、赌博当禁。”另有《家规十二条》，其中有“光明磊落”“是非分明”“坚持正义”“处事公正”“谦虚谨慎”“讲究信誉”等等。

张昆弟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家风熏陶，秉承、发扬、升华了这些优良传统。张氏家风的精髓，在张昆弟写给三叔张翰屏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完美统一：“侄海外奔走，大志未成，南望洞庭，唯有洒泪而已。侄本拟酬报家庭，以副诸叔送读之殷。但处此恶浊社会，倘不严加整刷，则人民永无幸福。吾决断从事改造社会之大业。社会解决，家庭亦随之解决也。”这封信是张昆弟因从事爱国学生革命活动而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后，从上海到北京从事工人运动前眼含热泪而写，抒发了爱家孝亲的人子之情，表达了救民水火、投身革命的坚定决心，集中体现了赤忱的家国情怀。

励志读书

“宗功敦礼教”“睿智启英豪”，这是张家的“派语”。张家是一个敦人伦、重教育的家族，张昆弟自幼聪慧，父辈也极力扶持他读书求学。

“凡一切沽名钓誉、取世俗之好之学，皆可置之。凡一切有益于己、利于国、利于人类全体之学，尽力求之。”张昆弟胸怀天下、为国为民学习的目的非常明确，他认为：“天才不可靠，勤勉可靠。世人之有成就者，无不自刻苦中来。”

张昆弟刻苦求学的程度可从他1917年暑假在乔口的日记中得到窥见：“每日做事，大约早起读英文书，早餐后看《仁学》或《庄子》及读英文读本，午餐看历史教科书、《庄子》或《青年杂志》及报章。点灯后，或看书，或读诗，间读学校修身讲义所选船山史论及所选《公羊春秋》。写日记，或在下午四五时或点灯后。”张昆弟的博学和勤奋有目共睹。1917年6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举办了一次“人物互选”的全校性活动。当选34人，毛泽东得票第一，张昆弟名列第四，“自治”和“好学”是当选者中得票最多的。

在求学路上，张昆弟始终践行着“知行合一”。1913年，张昆弟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蔡和森同在第六班，结识了同届八班的毛泽东，三人很快成为形影相随的挚友。一起读《新青年》，学哲学，谈时政，开读书会。还常常邀约数人外出旅行，锻炼身体，接触社会，了解民情。三人志同道合，同怀济世匡时的抱负和意志，经常探讨国家前途和救国救民等大事，开办工人夜校，进行“新村”实验，组织赴法留学，获得了“岳麓三杰”的美誉。1918年4月，他们组织了一个以“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张昆弟是这个学会的重要活动骨干之一。

坚定信仰

1919年10月31日，张昆弟和李维汉、李富春等人赴法勤工俭学。工作之余，张昆弟大量阅读法译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还深入社会作调查，广泛接触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在法国北边的一个小镇滕盖克，他深入290多个华工中间，了解他们的衣食住行，调查他们的经济收入、文化教育、思想状况和社交往来，把他们的情况和国内工人作比较，撰写成调查报告《法国北海岸之华工》，寄回国内，发表在1920年12月26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

张昆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提出，“工人想要得到健康的衣食住，在现在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想别的法子，无论工资增加到什么地步，都是不行的，非全世界工人全体有彻底的觉悟，把这万恶的资本主义推翻不可。”

1920年7月、12月在法国的蒙达尼召开的新民学会会员会议和工学世界社第一次年会上，张昆弟积极支持蔡和森改造中国的主张，赞成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革命，认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张昆弟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为中共旅法支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积极重大贡献。

1921年，他同蔡和森、周恩来、陈毅等并肩作战，积极组织、领导、参加勤工俭学学生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同法国秘密进行卖国“借款”、“争回里大”三次重要斗争，并且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因此，他和蔡和森等一百余人，被法国政府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和“扰乱治安”的罪名强行遣送回国。

投身革命

1922年春，张昆弟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在党内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张昆弟先后担任中共北京执行委员会、中央北方局、豫区执行委员会、顺直省委的工委书记，担任河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兼党团书记、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组织建立了石家庄第一个党小组、三门峡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陕州工会支部），发动领导了正太铁路大罢工、陇海铁路大罢工、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豫丰纱厂工人大罢工。在20世纪20年代初叶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张昆弟是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的组织者和领路人。

全心投入革命后的张昆弟立场更加坚定，正如新民学会会友评价他个性“严正”一样，张昆弟在坚决反对和抵制党内右的或“左”的错误路线中，不顾个人得失，坚持真理，是非分明，鲜明体现出为国当忠、为党当诚的坚毅品质和精神。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压制工人运动，批评领导工人罢工的共产党人。时为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成员、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的张昆弟，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极为不满，坚决反对。他同周恩来等一道，坚定不移地发动工人，组织领导了上海八十万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第三次武装起义。

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集团占据了领导地位，掌控了中央权力。他们凌驾于组织程序之上、肆意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民主的行径，激起了党内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抵制，引起了从事革命实际工作的工会系统干部的强烈不满。张昆弟时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委书记，要求废止四中全会决议，重建中央领导机构，被撤销铁总党团书记职务。

1931年5月，党中央派遣张昆弟以“工运特派员”身份到达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湘鄂西省总工会委员长兼共青团省委书记。张昆弟恢复和建立了监利、沔阳等8个中心县的工会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两万多人，动员2300余工人参加红军，为发展苏区和扩大红军作出了重要贡献。湘鄂西中央分局负责人积极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张昆弟等与会代表几乎一致的批评。张昆弟向党中央提出改组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建议，被诬陷为“罗章龙右派集体的首领”。在1932年5月第一次“肃反”中，张昆弟被秘密杀害于洪湖县瞿家湾,年仅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