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农历6月初二，正值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风雨中飘摇欲倾、中国屈辱的近代史即将掀开第一页之际，被视为清王朝中流砥柱的“干国良臣”两江总督陶澍积劳成疾，带着“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遗愿与世长辞。处于中国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段，动荡的岁月很快如过眼烟云将他的丰功伟绩逐渐遮蔽。

盛世兴文。随着近年来湖湘文化研究的深入，陶澍的名字如吹沙见金，作为“湖湘人才领军人物”和“清代中国经世致用第一人”再度引起世人的关注。他的不朽功勋和清廉形象慢慢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耕读相传 家风清正

陶澍出生安化河曲溪，世代为农，勤俭持家。至太高祖陶耀祖“方有干略，手置十余庄”，又“好读书，建馆延师”，自此家世耕读相传。祖父陶孝信赠儒林郎、翰林院编修。父亲陶必铨自幼颖悟，博学多识，然“省闱十次，终不遇”。终生以教书授徒为业。也因此对陶澍寄予厚望，用心辅读。陶澍的名字寄托了父亲望子成龙、“以泽苍生”的思想。陶澍曾自称：“少时尝拾薪、摘茗叶，市米以就学”。“出自草茅，耕读相承”。

陶澍从小聪慧过人、志向远大。7岁随父读书，“自幼跬步弗离”。13岁代父为榨油坊作联：“榨响如雷,惊动满天星斗；油光似月,照亮万里乾坤”。以罕见才华和惊人志向震动乡里。23岁参加湖南乡试，取为第30名举人。25岁参加会试，一举高中，成为清代安化第一名进士。父亲为勉励儿子登科之后勤政廉政，发榜之日赋诗一首（《放榜日示男澍》），其中“十载莹窗酬翰墨，一时鸿渐向朝廷”等名句陶澍常常吟之诵之。27岁陶澍离家北上，赴京任翰林院，自此 踏上30余年的宦海生涯。

陶澍对子女教育甚严，女婿胡林翼少不更事，“书底不硬”，陶澍请来名师蔡用锡专授经世致用之道。胡林翼自此发愤读书，“兵政机要，探讨尤力”。后来，胡林翼成为湘军主帅，威震朝野。

    陶澍对儿子陶桄要求更严，多次告诫陶桄“立经世志，读致用书”。因陶桄体质欠佳，影响读书，后来仕途不显。赏二品顶戴，晋授资政大夫，著有《慈云阁·小石屋诗抄》。

锐意改革 励精图治

陶澍所处时代正值地主阶级改良思想逐渐萌芽之际、洋务运动呈风雨欲来之势。“少负经世志”的他从政伊始，便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改革派的行列，鄙弃厚古薄今、空谈义理，重视实践，求真务实。主张通经、宗经，以为致用。他认为：“天下有一物即有一象，有一象即有一理。或近取诸身，或远取诸物，吉凶悔吝，丝毫不容假借”（《陶澍集》，岳麓书社1998年版）。每到一处，必通过经世致用之学，培养革故鼎新之才，推行改革，除弊兴利，造福一方百姓。道光之前，有清一代地方漕粮送京以河运为主，官办专卖，各地官员雁过拔毛，恶薮丛生。改革派多次倡议海运，皆因各种原因遭到保守派的坚决反对而无法施行。道光初年，陶澍经过反复实地调研后提出：“当以海河并运为宜”，“专办海运，则恐商船之不足；专办河运，又恐浅水之难恃。惟有两者相辅而行，可期无误”（《陶澍集》，岳麓书社1998年版）。并具体提出松、常、镇、太仓之漕海运，其他地方漕粮仍由河运。陶澍的意见为道光所接受。主持海运期间，陶澍“宵旦讨论，寝食筹度，徵之属吏，质之滨洋人士，诹之海客畸民，众难解驳，愈推愈审，万举万全”（《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首倡海运成果，是陶澍领导下，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所取得的第一个巨大成果。

明清以来，纲商世世相承，与盐政官员勾结，把盐业当做世袭家业，垄断专行，不许他人染指。道光十二年（1832），陶澍在淮北改行票盐，规定不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票运盐。“是岁海州大灾，饥民赖此转移庸值，全活无算”（《清史稿》）。大灾之年，没有饿死一人，灾民衣食无虞，票盐制取得巨大成功。两淮盐场由“商疲、丁困、引积、课悬”的危困局面，转变为“盐销、课裕、商利、民便”的兴盛之势。

 除此之外，陶澍还治水方面进行了改革，如打破陈规，“撤闸通海”治理吴淞江域等，均取得了震惊朝野的空前成功。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陶澍敢于革故鼎新，推行“农商并重”的从政主张有关。在他的管领下，商人合法权益得到了保护，政治地位明显提高，各项政策得到有力推行。

陶澍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同时，十分体恤民众，关心百姓疾苦。强调为政要为民着想，不能专事严刑峻罚，苛刻冷酷；必须“宽严适中，德刑并施”。每遇灾荒，总是深入灾区，及时赈灾。他写过许多诗都与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如“常恐七尺身，远愧一囊粟。”“谁知盘中芽，多有肩上血。”“平生衣食志万家，自顾挟持无纹缕。”等。他的泽苍生的民本思想，得到了百姓的公认和回报。嘉庆二十年，陶澍在江南视漕事竣，“回京复命，江南人至于攀辕洒泪，又于扬州之雨花庵设立长生禄位”。(《陶澍集》下册第141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在安徽赈灾，“流移、老疾、孩稚，皆有所养，民不知灾。后芜湖绅士建旬宣康保之坊。”当陶澍离开川东时，重庆阖郡老少随行相送，依依不舍。当地绅士作歌记之：“来何暮，去何速，何时再来蜀民福。”（《陶澍集》下册第621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陶澍病逝，“讣音所至，官吏军民莫不陨涕，两淮盐商感公德惠，重金赙奠”（《陶澍集》下册第910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

廉于政事 克已奉公

陶澍出身贫寒，了解世情民生，洞悉社会弊端，立身清正严明，实事求是，凛然而有正气。从政之后，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作为座右铭：“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强调“为官其本，莫重于廉，廉则一介无私”。

陶澍任两淮盐政后，按例每年养廉银有5000两，他认为自己的奉禄“已极优厚”，而将每年银两上缴国库。任两江总督后，两淮盐政衙门照例每年支付“赏需银”2万两，被其力拒，并明令裁革。

陶澍回乡祭祖，从南京运回18艘装满货物的大小船只，被人告发为金银财宝，道光派钦差查验，结果是18船石头。道光询其故，答曰：“臣在外几十年，位至总督，回乡祭祖，从尽皆知。今官船浩荡，既装门面，亦壮君皇声望也。”道光闻言，大为惊喜，自此愈甚赏爱陶澍。

陶澍之廉，影响到家人。轻钱财、秉廉洁、重名节、求学识，成为陶氏家风。其逝世之后，“淮商感公清德，敛白金四万两为赠，徘徊于门不敢进，乃由公门下江夏陈君銮以献。夫人问曰：‘吾夫子受尔辈金乎？’皆曰：‘未也。’夫人曰：‘是，不可以死后污我夫子。’却，不受。”（《陶澍集》，岳麓书社1998年版）。

左宗棠跟随陶澍多年，恩深情重。陶澍逝世后，夫人对左宗棠说：“夫子生无亏，死无歉，家世儒素，生计非所求，所求得师教子。”（陶澍之婿胡林翼：《陶母黄夫人墓志铭》）。左宗棠感恩于怀，为辅育陶澍之子陶桄，在陶澍老家安化小淹住了整整8年。

重教兴学 荐才举贤

陶澍一生勤奋好学，科举出仕，对教育十分重视。为鼓励晚辈读书上进，自己省吃俭用，资助赴考学生川资。曾捐赠田亩，重修安化学宫。陶氏四续族谱时，亲撰《资江陶氏族谱规条》，规定“族中有入学者，给钱十千。出贡者给八千，中举者给百千，会试中进士点翰林者，另为从优帮给。”

    陶澍认为：书院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是出人才的关键之所。“书院之设，所以佐学校、广教泽也。”（《陶澍集》，岳麓书社1998年版）。 每到一地任职，陶澍都以新建、扩建、改建、重建、修复等各种形式建设书院，并捐赠、资助书院银两、田地，作为书院经费，包括学生膏火费、助学金。陶澍入仕后为主捐建的书院有崇文书院、敬阳书院、钟山书院、金沙书院等共有15个。

与此相关，陶澍还大力发现、拨举人才，凭自己的人格魅力和胆略才识，荐才举贤，团结了一大批经世人才，形成了嘉道年间经世派人才群体，并且直接催生了咸同年间以湘军为主力和中心的人才群体，也正因此，被后人誉为“湖湘领军人物”。围绕在陶澍身边的有贺长龄、魏源、包世臣、龚自珍、林则徐、左宗棠、胡林翼等，无不是当世精英人杰。正如有的学者所称，陶澍是道光以来全国人才中的“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