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清风徐来】(42)明大义、重旧情、讲原则——从与益阳同学书信往来中感佩毛泽东的伟人风范

来源:市纪委监委宣传部 驻市委办纪检监察组 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 发布时间:2022-07-13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创办于1903年,是湖南著名的师范学校。1914年毛泽东考入这所学校,1918年毕业。当时该校汇聚了来自全省各地学业优异、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毛泽东与他们中不少人结成了肝胆相照、坦诚相见的朋友。这段时间,益阳各县也有不少青年在该校求学,夏曦、张昆弟、欧阳泽、刘明俨、张国基、萧振汉、薛世纶、唐铎、袁铸仁等人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接受进步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高希舜、黄宗楠、夏在伯、曾韵珂、罗驭雄、文士员、夏百源等人则利用所学献身于教育事业。上井冈山后,毛泽东与同学们的联系长时间中断。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与个别同学建立了书信联系。建国后,许多同学纷纷给毛泽东写信,汇报生活和工作情况,毛泽东也一一回信,传递着他对同学们的问候与关怀。这些书信,明大义、重旧情、讲原则,蕴涵了毛泽东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同学情谊,展现了伟人的境界和风范,令人感佩。

明大义:对其提出的有益党和国家发展建设的请求和建议,给予坚决支持

毛泽东对同学的关怀,首先体现在为他们支持党和国家事业进行肯定和提供帮助支持上。毛泽东对他们及其亲友乐于参加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十分支持;对他们做出学术成绩,参加新中国的思想改造和建设表示由衷的喜悦;对他们提出的有益党和国家发展建设的建议及其反映的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夏在伯,原益阳县武潭镇(今属桃江县)人。毛泽东的同班同学,1918年毕业后,他们又同在一师附小共事一年,夏在伯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37年抗战爆发,他除了投身抗日宣传活动外,还向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写信,推荐县立四校的进步青年肖瀚元、刘汉初赴延安入学。毛泽东在第二年辗转收到信后,给夏在伯热情回信:“在伯学兄如晤:肖刘二君长,带来手书,读之倍增睽别之感。深望事业益进,为国努力,南北异地,工作方向实相同也。肖刘入学不成问题。有纯洁青年能吃苦耐劳者,此间均不加拒绝,尚望时赐教言为幸。”夏在伯接到回信时,肖、刘已在延安入学并参加了革命,后来都成了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材。

文士员,益阳县沾溪贺家坪人(今属桃江县)。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到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院史地系深造,毕业后一直在益阳、长沙等地从事教育工作。1950年,他以老同学的名义致书毛泽东,4月即得毛泽东的亲笔回信“四月二十五日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吾兄从事教育工作极好,尚望努力进修,改进人民教育事业。”对其在教育工作上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勉励他继续努力,为教育事业多做贡献。文士员从此在教学之余,更加勤研学术,著述颇丰,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

罗驭雄,安化县原伏口乡(今属涟源市)人。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交往颇多。1917年,毛泽东与萧子升游历安化时,就到了罗驭雄家。毛泽东与萧子升离开伏口,罗驭雄送他们到横坡仑上的乐善亭才告别。1950年罗驭雄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当地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毛泽东回信:“二月十四日大示敬悉,深感盛意。所指干部中的缺点错误,所在多有,必须整饰。倘有所见,祈随时示知。”毛泽东对这些问题高度关注,并视之为调查研究的一种形式,支持他反映问题,希望他继续提出意见。

重旧情:对其家庭生活困难,给予热情资助

湖南第一师范是毛泽东求学的最后一站,他在此学习、工作长达八年,与这里的同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因此他对生活上遇到困难的一师同学,经常动用自己的稿费,慷慨解囊,予以资助。

黄宗楠,益阳县泉交河南浮塘(今属赫山区)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与毛泽东同住一个寝室。一次,湖南军阀当局半夜派人闯入学校抓捕毛泽东,黄宗楠因其身躯像毛泽东,情急之下,与毛泽东互换床位,使毛泽东躲过一难。毕业后,黄宗楠回到益阳当教师,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被公推为益阳县第六区农民协会秘书兼教育部长。后来相继在益阳龙洲师范、湖南南岳岳云中学等学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泉交河、衡龙桥等地当民办老师。60年代初,黄宗楠致信毛泽东,汇报自己的思想情绪和生活境况。不久,黄宗楠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黄宗楠先生台鉴:奉主席令,汇来人民币500元,作为您的生活补助费,请查收。”1962年,毛泽东又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给他寄来300元。

曾韵珂,原益阳县嘉桥新田村(今属桃江县)人。1913年进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关系密切。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54年,因家庭困难和其他事项,曾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信并随信寄来人民币200万元(相当于后来的200元):“韵珂学兄,八月来信收到,甚表同情,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聊为涓埃之助。”1962 年,毛泽东又给曾韵珂寄去700元。

朱国杰,原益阳县兰溪镇百家塅村人(今属赫山区),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低一届校友,大革命时期曾护送毛泽东由益阳去长沙。建国初期,朱国杰曾给毛泽东去过几封信,除问候之外,诉说自己被错划为反革命的问题和反映基层群众的心声。1961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朱国杰回信,信中写道:“朱国杰先生,你写给毛主席的信,已送主席看过。主席送给你300元,作生活补助之用。此款已交邮局汇去,请查收”。

讲原则:对其过分要求,给予婉言相劝或予以拒绝

毛泽东尽管顾念旧情,关心和帮助昔时学友,但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他绝不把个人情感带入公事中,始终坚持公私分明,坚守国法党纪。对于一些学友的过分要求,如请求介绍工作、解决职务等,毛泽东都是婉言相劝或予以拒绝。

1949年,在全国即将解放前夕,前文提到的罗驭雄写信给毛泽东,想上北京与毛泽东面谈,希望为国为民做点事情。因处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准备阶段,毛泽东实在抽不出时间,在回信中写道:“驭雄学兄,来信收到,关于来京工作之事,我的意见就地安排”。1950年2月14日,罗驭雄再次给毛泽东写信,除了反映当地干部的问题外,还提出到北京见毛泽东的想法。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回信:“来京一节,似可从缓,工作或学习均以就近从事为宜,未审尊意以为然否?”毛泽东不认同其来北京的想法,并婉言相劝其留在本地学习、工作。

前文提到的曾韵珂,1954 年当地政府要将他调到城外小学去教书,他因此上书毛泽东,毛泽东回信除了资助他外,还明确写道:“改任中学或其他职务一事,我不便说话,请另行设法图之。”这样,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曾韵珂改任中学或其他职务的请求。

以上提及的毛泽东与益阳同学的书信往来,涉及的事情虽小,却反映出他在处理亲友、同学等人际关系上一贯遵循的基本立场:“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也正因为如此,他与同学们的情感是真正的朋友之情和道义之交,它的真挚与美好,更为世人所称道和学习。现在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也有自己的人际关系圈,也不避免地遇到老同学求情求助等实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要以毛泽东等伟人为标杆,正确处理人情和原则的关系,既真诚待人、乐于助人,更讲党性、讲原则,这样的亲友、同学等人际关系才会更纯洁、更真挚、更美好、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