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创办于1903年，是湖南著名的师范学校。1914年毛泽东考入这所学校，1918年毕业。当时该校汇聚了来自全省各地学业优异、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毛泽东与他们中不少人结成了肝胆相照、坦诚相见的朋友。这段时间，益阳各县也有不少青年在该校求学，夏曦、张昆弟、欧阳泽、刘明俨、张国基、萧振汉、薛世纶、唐铎、袁铸仁等人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接受进步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高希舜、黄宗楠、夏在伯、曾韵珂、罗驭雄、文士员、夏百源等人则利用所学献身于教育事业。上井冈山后，毛泽东与同学们的联系长时间中断。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与个别同学建立了书信联系。建国后，许多同学纷纷给毛泽东写信，汇报生活和工作情况，毛泽东也一一回信，传递着他对同学们的问候与关怀。这些书信，明大义、重旧情、讲原则，蕴涵了毛泽东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同学情谊，展现了伟人的境界和风范，令人感佩。

明大义：对其提出的有益党和国家发展建设的请求和建议，给予坚决支持

毛泽东对同学的关怀，首先体现在为他们支持党和国家事业进行肯定和提供帮助支持上。毛泽东对他们及其亲友乐于参加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十分支持；对他们做出学术成绩，参加新中国的思想改造和建设表示由衷的喜悦；对他们提出的有益党和国家发展建设的建议及其反映的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夏在伯，原益阳县武潭镇（今属桃江县）人。毛泽东的同班同学，1918年毕业后，他们又同在一师附小共事一年，夏在伯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37年抗战爆发，他除了投身抗日宣传活动外，还向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写信，推荐县立四校的进步青年肖瀚元、刘汉初赴延安入学。毛泽东在第二年辗转收到信后，给夏在伯热情回信:“在伯学兄如晤：肖刘二君长，带来手书，读之倍增睽别之感。深望事业益进，为国努力，南北异地，工作方向实相同也。肖刘入学不成问题。有纯洁青年能吃苦耐劳者，此间均不加拒绝，尚望时赐教言为幸。”夏在伯接到回信时，肖、刘已在延安入学并参加了革命，后来都成了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材。

文士员，益阳县沾溪贺家坪人（今属桃江县）。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到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院史地系深造，毕业后一直在益阳、长沙等地从事教育工作。1950年，他以老同学的名义致书毛泽东，4月即得毛泽东的亲笔回信“四月二十五日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吾兄从事教育工作极好，尚望努力进修，改进人民教育事业。”对其在教育工作上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勉励他继续努力，为教育事业多做贡献。文士员从此在教学之余，更加勤研学术，著述颇丰，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

罗驭雄，安化县原伏口乡（今属涟源市）人。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交往颇多。1917年，毛泽东与萧子升游历安化时，就到了罗驭雄家。毛泽东与萧子升离开伏口，罗驭雄送他们到横坡仑上的乐善亭才告别。1950年罗驭雄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当地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毛泽东回信:“二月十四日大示敬悉，深感盛意。所指干部中的缺点错误，所在多有，必须整饰。倘有所见，祈随时示知。”毛泽东对这些问题高度关注，并视之为调查研究的一种形式，支持他反映问题，希望他继续提出意见。

重旧情：对其家庭生活困难，给予热情资助

湖南第一师范是毛泽东求学的最后一站，他在此学习、工作长达八年，与这里的同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因此他对生活上遇到困难的一师同学，经常动用自己的稿费，慷慨解囊，予以资助。

黄宗楠，益阳县泉交河南浮塘（今属赫山区）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与毛泽东同住一个寝室。一次，湖南军阀当局半夜派人闯入学校抓捕毛泽东，黄宗楠因其身躯像毛泽东，情急之下，与毛泽东互换床位，使毛泽东躲过一难。毕业后，黄宗楠回到益阳当教师，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被公推为益阳县第六区农民协会秘书兼教育部长。后来相继在益阳龙洲师范、湖南南岳岳云中学等学校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泉交河、衡龙桥等地当民办老师。60年代初，黄宗楠致信毛泽东，汇报自己的思想情绪和生活境况。不久，黄宗楠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黄宗楠先生台鉴：奉主席令，汇来人民币500元，作为您的生活补助费，请查收。”1962年，毛泽东又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给他寄来300元。

曾韵珂，原益阳县嘉桥新田村（今属桃江县）人。1913年进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关系密切。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54年，因家庭困难和其他事项，曾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信并随信寄来人民币200万元（相当于后来的200元）：“韵珂学兄,八月来信收到，甚表同情，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聊为涓埃之助。”1962 年，毛泽东又给曾韵珂寄去700元。

朱国杰，原益阳县兰溪镇百家塅村人（今属赫山区），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低一届校友，大革命时期曾护送毛泽东由益阳去长沙。建国初期，朱国杰曾给毛泽东去过几封信，除问候之外，诉说自己被错划为反革命的问题和反映基层群众的心声。1961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朱国杰回信，信中写道：“朱国杰先生，你写给毛主席的信，已送主席看过。主席送给你300元，作生活补助之用。此款已交邮局汇去，请查收”。

讲原则：对其过分要求，给予婉言相劝或予以拒绝

毛泽东尽管顾念旧情，关心和帮助昔时学友，但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他绝不把个人情感带入公事中，始终坚持公私分明，坚守国法党纪。对于一些学友的过分要求，如请求介绍工作、解决职务等，毛泽东都是婉言相劝或予以拒绝。

1949年，在全国即将解放前夕，前文提到的罗驭雄写信给毛泽东，想上北京与毛泽东面谈，希望为国为民做点事情。因处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准备阶段，毛泽东实在抽不出时间，在回信中写道：“驭雄学兄，来信收到，关于来京工作之事，我的意见就地安排”。1950年2月14日，罗驭雄再次给毛泽东写信，除了反映当地干部的问题外，还提出到北京见毛泽东的想法。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回信：“来京一节，似可从缓，工作或学习均以就近从事为宜，未审尊意以为然否？”毛泽东不认同其来北京的想法，并婉言相劝其留在本地学习、工作。

前文提到的曾韵珂，1954 年当地政府要将他调到城外小学去教书，他因此上书毛泽东，毛泽东回信除了资助他外，还明确写道:“改任中学或其他职务一事，我不便说话，请另行设法图之。”这样，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曾韵珂改任中学或其他职务的请求。

以上提及的毛泽东与益阳同学的书信往来，涉及的事情虽小,却反映出他在处理亲友、同学等人际关系上一贯遵循的基本立场：“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也正因为如此，他与同学们的情感是真正的朋友之情和道义之交，它的真挚与美好，更为世人所称道和学习。现在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也有自己的人际关系圈，也不避免地遇到老同学求情求助等实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要以毛泽东等伟人为标杆，正确处理人情和原则的关系，既真诚待人、乐于助人，更讲党性、讲原则，这样的亲友、同学等人际关系才会更纯洁、更真挚、更美好、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