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昆隆，原名瑞生，1902年出生在南县逢吉垸仁和村。1926年冬，他参加过农民协会，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参加中共南华安特委领导的年关暴动，失败后，潜往常德、安乡等地，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0年6月，红六军攻克南县，曹昆隆闻讯后即从安乡回县投奔红军，编在十七师四十九团一营二连。他随部队经公安入洪湖，多次参加开辟和保卫苏区的战斗，入伍半年两次负伤，坚持不下火线。于1931年8月重新入党。次年10月，洪湖失守，他随军转移到湘鄂边区。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黔东，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曹昆隆任根据地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从此长期担任部队后勤供给工作。在环境险恶、部队作战频繁、军需无正常渠道供应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开辟物资来源，充实部队给养。他经手的钱财甚多，但从不乱花，不私占。

1935年1月，曹昆隆任红二军团五师供给部部长，11月随红军主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曹昆隆不顾疲劳，每当部队宿营和休整，便带领部属访问当地群众，寻找线索，搜山挖窖，常有所得。部队进入贵州境内后，购得70余头骡子拉军需，至金沙江时，主力部队和供给部已渡江北上，骡子却困于大江南岸，敌追兵将至，他和几名运输员，两昼夜不停地把骡子全部抢渡过江。这些骡子后来成为爬雪山、过草地、拉辎重、驮运伤病员的重要载运工具。

1936年冬，曹昆隆任红三十二军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随部队驻守甘肃泾川、灵台、崇信一带，负责帮助当地农村组织抗日救国会，同时肩负三十二军和三十三军的后勤供给任务。时驻地苦寒，粮食难筹，他闻崇信大户孟氏三兄弟仓廪丰盈，仗着有钱有势，不愿向红军交粮纳税，便多次到孟家动员，终于说服孟氏兄弟同意开仓交粮。交粮时，孟家企图减少数额，送他80元纸币，他收下钱，仍坚持照章办事，在孟家征粮几千担。事毕，他把钱如数交给组织，受到红三十二军政治部记功奖励。

抗日战争时期，曹昆隆曾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供给军需.科科员、粮店主任、粮秣员，山西岚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分配部部长，晋绥军区一分区供给处处长等职。1941年，日本侵略军到处残酷扫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部队物资来源几乎断绝。他随部队转战于山西交城、汶水、汾阳、太原等地时，除组织开展生产自给外，还冒着生命危险，常到离日军据点仅两里远的地方，征收税款，变卖公粮，往返于敌占区，采购部队必需品，改善了部队万余人的生活供给条件。

解放战争时期，曹昆隆先后任西北野战军三纵队五旅供给部部长和三军九师供给部部长。1946年6月，五旅刚组建不久，供给部的工作未及时跟上，曹昆隆上任后，见战士们仍着棉衣，即在山西五寨县创建五旅被服厂，亲自到邻近诸县采购布料，夜以继日到工厂指挥生产，保证部队换上了夏装。1947年，五旅投入陕西乌龙堡战役，旅部命令他率前梯队保护300余头牲口和几百人的行李随旅部指挥所行动，不料旅部被敌人重重包围。因军情紧急，旅指挥所来不及通知曹昆隆便突围出去了。他虽身陷重围，却临危不乱，终于找到敌人兵力薄弱环节，率队保护牲口和行李突出重围，赶上了部队。

1950年，曹昆隆任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后勤部副部长，随部驻甘肃张掖，参加酒泉剿匪和新解放区的接管工作，部队解放酒泉时，接管当地银行一批黄金，后为某副军长借别人名义调走。“三反”运动中，部队追查黄金去向，归罪他人，知情者多缄口不言，曹昆隆不畏权势，说明黄金走失真相，避免了错案冤案。

1955年4月转业地方工作，历任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财务处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陕西省政府视察专员和陕西省第四届政协委员等职。任职期间，他长期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勤奋工作，正直为官，不居功骄傲，不以权谋私。其妻刘继先，1939年入伍，1952年复员后一直未安排工作，他鼓励和支持妻子义务为街道居委会服务，20余年不取分文报酬；他外出开会、视察，总是以普通乘客的身份乘坐公共汽车；治病时，坚决请求医生不用珍贵药品。“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却能泰然处之。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至1982年离休期间，他虽是耋耄之年，却仍抱病到全省各地调查研究，向省政府反映情况，为振兴陕西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