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王定国一家的合影

谢觉哉同志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被人们尊称为谢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虽身居高位，但谢老从不以元老自居，而是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及亲属，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谢觉哉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他通过家书与子女展开心灵对话，事无巨细地关心教导成长中的儿女们，公开出版的家书就有一百余封。他叮嘱孩子们“不但要经受艰难环境的考验，而且要到生死关头去经受考验”。他鼓励儿子谢放参加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并在儿子的手册上题下“不惧、会想、能群、守纪、勤学、强身”这12个字。他从不束缚孩子的发展，支持孩子实现自己的理想。谢觉哉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子女又分散在各地，家中只剩正准备要参军的小儿子谢亚旭。妻子王定国建议把小儿子留在身边，谢觉哉却回绝了，小儿子到部队后，被分配到南京郊外，谢老病重也不让家人叫他回来，直到谢老病逝，小儿子才知道已同父亲永别。

不许子女特殊化，是谢觉哉家风的特色之一。他经常告诫儿女们：“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早在延安时期，有一次他的孩子到机关食堂玩耍，正遇到开饭时间，管理员想留孩子吃“小灶”，谢觉哉坚决反对，马上要求孩子回家，并嘱咐他们以后少去“小灶”食堂。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因工作需要，公家配给谢老一辆小车。有一次，偶然发现儿女用了车后，谢觉哉非常生气，“国家给我的汽车是工作时才使用的，你们没有权利叫司机开我的车外出”。随后，谢觉哉叫家人付了车费，还在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上，就孩子动用汽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

谢觉哉参加革命前在湖南老家育有4男3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老家的儿女们纷纷希望在京“做大官”的父亲给予“照顾”，走出农村到北京工作。谢老写信劝他们不要来，他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他还作诗一首：“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将自己比作家乡村子里一辈子在地主家做长工的周老官，这显示出谢老的人民公仆本色。后来，有的儿子不听劝阻来京要求安排工作，谢觉哉依旧铁面无私，他说：“全国刚刚解放，下头更需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工作好。”面对妹夫提出介绍工作的要求，他则回应道：“你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去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谢觉哉一生为党，一心为公，其和谐融洽、勤奋好学、廉洁奉公、勤劳节俭的家风在言传身教中流转，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

清风寄语：

一句“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道出了谢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朴实而高贵的追求和执着。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但现实生活中，吃“特权饭”，住“特权房”，坐“特权车”，花“特权钱”的现象屡见不鲜。更有甚者，不仅自己追求特权，“家中人”及“身边人”都竞相仿效，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势。事实上，哪里有特权，哪里就易滋生腐败。

廉洁自律，不搞特殊，这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必须牢记的基本要求。全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解决好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时刻保持着求严重律的心态，切实把好、用好手中的权力，消除自身对特权思想的依赖，以上率下改进作风。

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政策没有例外，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特权思想”实为危险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