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隶到监察委后，我被安排在审理室工作。两年的时间，在审理室办理了上百起违纪违法案，同时也办理了数起职务犯罪案件。在这些案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原国税局吴某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这个案子也是监察体制改革后，追逃追赃工作的重大成果。

2019年1月的一天，我跟我主任一行来到我市的留置基地，准备对吴某开展审理谈话。我们按程序进入谈话室后，吴某坐在我们对面，神情有些萎靡。审理谈话按部就班进行，当主任要求吴某：“谈谈你对自己违纪违法的认识。”吴某突然哭了，激动的说：“走到这一步都怪自己太愚蠢，其实刚工作时我是认真在工作，到后来从生活上放纵自己，慢慢的对自己要求不严，发展成为犯罪的道路，真希望刚开始堕落的时候有人提醒自己，就不会这样，现在害了家庭、给国家造成损失，我很后悔，希望组织宽大处理。”

直到今日吴某的这段话不时还在我脑海中徘徊，想起在检察院办案的时候，我们存在过“养案子”的情况，认为要办大案要案，这样才有效果，才能起到震慑。如此办案，类似“刮骨疗伤”能起到治愈作用，但在一些方面对国家、社会、家庭、自己造成了伤害，有时甚至无法挽回。在监察委工作后， 我发现我的工作理念发生了变化，反腐败案件与一般的刑事案件有所不同，不是情节越重越好，抓得越多越好，而要考虑政治效果与惩治效果相统一。在反腐的这条路上，怎样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极其重要。我们善于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就是在“治病救人”。国家法律是公民的底线，党纪党规是党员干部的底线，党纪党规严于国家法律，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当我们把干部移送司法机关的时候，说明此时已“病入膏肓”、“疾入骨髓”，很多时候无法挽救。如果我们能在党员干部有小问题出现“生病”苗头时，及时“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及时提醒治疗；出现“生病”时，及时给予“党纪轻处分或组织调整”；出现“重病”时，及时给予“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就会让游走在法纪边缘的党员干部及时悬崖勒马，就会有效降低反腐成本，就会减少由于腐败问题造成的国家损失。试想想，如果我们在吴某生活作风上出现问题时，就运用党纪处分予以对他的警示，在问题严重时，调离其岗位，吴某就有可能不会走向犯罪的深渊，国家的税收也不会遭受巨大损失。

监察委即将成立两年，意味着我们从检察院转隶到监察委工作也快两年了。想起当时离开检察工作的不舍、惆怅，到现在的充实、坚定、自豪！两年的时间学会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如今反腐败斗争已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我们要履行好“治病救人”职责，久久为功，以严管实现厚爱，有效减存量、遏增量，实现政治生态的海晏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