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工作关系，使我有机会出差南县大通湖等地，现场查看和观摩当地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取得的成绩。

汽车在一马平川的洞庭湖平原腹地奔驰，公路两旁的秀美景色像电影快镜头一样不停地从视野里掠过。虽时维初冬，但三角梅的红、银杏叶的黄、青菜苔的绿，像调色板一样，把南国水乡装扮得分外妖娆，还有南来北往的农用机具和袅袅炊烟，这一切的一切都显示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欣欣向荣与生机勃勃。

车窗外的画面仍在不停地变换，为了应景，一路上，我手机里反复播送着日本陶笛大师宗次郎的《故乡的原风景》，这充满禅意、如莲花般一尘不染的陶笛声在耳边缭绕开来，宛如一缕清风，呼唤着遥远的记忆——就在洞庭湖滨的某个角落里，深深地系着一个叫乡愁的东西。碎片化的记忆通过聆听宗次郎先生《故乡的原风景》，把所联想到的画面与儿时的记忆完美地重叠在一起，变得越来越清晰……

十年文革，父母受累，我们全家下放至洞庭湖滨的某个角落里，父亲政治上的“滑铁卢”，在物质层面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至少是繁华的大街不见了，古树参天的机关大院和熟悉的玩伴不见了，甚至连父母的笑容也不常见了。但这对当时我这个即将发蒙的顽童来说，似乎关系不大，没有往昔车水马龙的大街，但还有大沟小渠；没有汽车龙船的喇叭声；但还有鸡鸣狗吠；没有人流如织的广场，但还有一望无际的田野。这种回归自然，放飞自我，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的生活是多么地惬意。可惜，这种恣意妄为的生活状态很快被打破，因为被文革耽搁了读书的我就要发蒙了。父母说，你过完年就要满八岁了，今后不能再野了，要和姐姐一起背着书包上学了。

于是，过完年后不久我就跟着姐姐屁颠屁颠地上学去了，那年也是我国教育史上为数不多的春季发蒙的特例。

彼时彼刻的姐姐一直是我心中的榜样，她从小就是学习好又讨父母欢心的乖乖女，虽有向父母告密的毛病，使我常常在挨了父母一餐暴揍后，心里恨得牙痒痒的，可时间一过又若无其事，和好如初。

七十年代初的某个夏日中午，我们正被父母严加管束地睡午觉。我躺在竹凉席床上，辗转难眠，心如鹿撞，窗外的知了也在不知疲倦的鸣叫，烈日下的微风晃动着窗户嘎嘎作响，不一会儿，父母便进入梦乡，我按与同学事先的约定，迅速静悄悄地溜出家门，兴高采烈地与玩伴们去池塘边游泳，正当我们在水中得意忘形地手舞足蹈时，姐姐领着妈妈拿着长长的竹蔑条恶狠狠地赶来了。我心想，坏了，又被姐姐这个“甫志高”告密了。玩伴们顿作鸟兽散，留下瓮中捉鳖的我，接下来就是一顿暴揍，揍狠了姐姐又在一旁“假惺惺”地哭泣，劝妈妈手下留情。

这不就是活脱脱的一幅罗大佑的童年吗？“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着长大的童年”，可是一不留神，童年、青少年、壮年的美好时光就从我慵懒的手指间滑过，从我曾经茂密的黑发间滑过，真可谓是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当现实与往昔在脑海中不停地转换之间，我情感上的“故乡”马上就要到了，不免有点“近乡情怯”起来。

这是个叫荷花嘴的行政村，以前是荷花嘴乡，现在隶属于南县南州镇。撤乡并镇后，以前的乡政府所在地改称荷花嘴街道社区了。当村支书得知我是老“荷花”时，便和我饶有兴趣地攀谈起来，他自我介绍道他姓严，是63年出生的，我说与我年龄相仿呢，他兴奋地说那我们可能还是老同学哦，并念了一串似曾相识的名字，心想，这位严支书恐怕真是我的小学同学呢，这个意想不到的场景是不是有点像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中的况味呢？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在严支书的向导下，我走访了几处曾经学习和生活的地方。自从1975年搬离荷花后已有近半个世纪，我未曾如此近距离地亲近过她，如今她早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我戏嬉的池塘呢，我儿时的玩伴呢，我记忆中的学校呢，还有我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呢，沧海桑田啊，早已消逝在渐行渐远的时空隧道里，今天的城市与乡村，建设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现代化，早已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私家车穿行在大街小巷，村村通到了家门口，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乡愁就是你离开这个地方就会想念这个地方。”今天我的到访仿佛是游子的“回家”，虽然“回家”的路有点漫长，但无尽的乡愁早已物化成我的精神坐标。回家，永远是我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港湾......